没有验钞机的民国纸币真假看签名对印章

　　而在没有验钞机和先进防伪科技的民国年间，官方发行的纸币达3000种以上，普通人认全都难。那些伪钞假币，有的没躲过明眼人的眼睛，有的却花了出去不知去向。

　　1931年4月，湖南岳阳湘阴一位名叫张出和的小伙子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出洞庭、入长江、经汉口，往镇江。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还没站稳脚跟，却先进了“局子”。他犯了什么法？因为他接连在三个商店用了三张十元假钞。80多年后，江苏省档案馆和江苏省高级法院曝光了当年这起案件。与当今的法律一样，张出和受到了严厉制裁。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案例一：“这钱是朋友借给我的，要怪就怪他”

　　“这钱是朋友借给我的，要怪就怪他。”1931年张出和用假钞被捕时，也曾这样为自己分辩，但事实上，他的获罪并不算冤枉。因为这三十元钱在他兜里揣了许多天，他早已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在被捕几天前，张出和路过湖北武汉时，拜访了在汉口谋生的老朋友卢敬臣。因为手头紧张，张出和开口向卢敬臣借钱，卢当下就爽快地拿了三张中南银行发行的十元钞票给他。

　　在猪肉只要2毛钱一斤的上世纪30年代，当时普通职员或教师月薪才20多元，30元可以说相当一笔“巨款”。卢敬臣阔绰的出手也让张出和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怀疑。一路上张出和把三张钞票反复对照比较，果然发现这三张钱是假的。不过想着这人情已经欠下了，也抱着几分侥幸的心理，张出和打算铤而走险，把假钱花出去。

　　1931年4月29日晚上，张出和带着假钞上了街。他先来到濮同和药号，挑选了一些洋参，然后递出了一张十元大钞。店伙计笑盈盈地接待了这位大主顾，帮他把洋参包好，找了零钱。

　　假钞花了出去，不仅换回了一包高级补品西洋参，还拿到一把真钞票。这着实让张出和暗自庆幸。接着，他又如法炮制，去了新协隆鞋店和华新鞋店，分别用两张假钞买了一双新鞋子和一双袜子。正当他带着战利品准备打道回府时，却没料到三家商店的伙计们都追来了，假钞被识破了。张出和束手就擒，被送进警局。

　　1931年5月29日，镇江第一法院就作出宣判：张出和因使用假币获罪。张出和觉得自己很冤，向江苏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江苏高等法院启动二审，并指定知名律师叶正甲担任辩护律师，在经过充分的调查取证后，于1931年7月11日作出判决：原判决撤销。张出和收受后方知伪造之通用银行券而仍行使，处罚金一百二十元，如不完纳，以两元折算一日易科监禁，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以一日抵罚金两元。这意味着，要么张出和交纳罚款120元，要么入狱60天。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审与二审的区别：一审认为，张出和是因为使用假币获罪，二审则认为，张出和并没有使用假币，而是使用了伪造的通用银行券。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按照二审法官的解释，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货币，而银行发行的钞票，只是银行发行的一种兑换券。显然，使用假币比使用伪造的通用银行券，罪行要更为严重。张出和在那位知名律师的帮助下，最大程度地争取了自己的权益。

　　案例二：调包找零，结果遇到钱币兑换专家

　　无独有偶。在张出和案子判决后，1931年7月12日，国民政府《中央日报》也刊发了一篇题为《用假洋钱被发觉送警究办》的新闻。一个名叫金水洪的小伙子，到花牌楼一家小杂货铺，妄图以假换真，将手中的假币换成真币，结果被杂货铺老板贾世泉发觉报了警。

　　金水洪的做法其实也算不上高明。他先是选了三块钱的生活用品，掏出了一张五元纸币给贾世泉，并把贾世泉找给他的两元钱装进口袋，然后忽然改口说不想买了，把刚刚放进口袋的两元钱拿出来，让老板将五元钱退还给他。

　　也怪金水洪运气不好，这贾世泉正是做钱币兑换生意的行家，他一眼就看出金水洪递过来的两元钞票根本不是刚才自己找的钱，而是被调包成了假钞。贾世泉立即招来店里伙计，把金水洪押送到警局里去。

　　搞签名盖印章民国钱币防伪只算原始级

　　一会儿是假币，一会儿是银行券，十块钱有假的，两块钱也有假的，民国时期的钱币种类繁多，人们又是怎么辨别其真假呢？

　　记者查阅了《中国金融大百科全书》发现，近代中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银两、银元、纸币并行，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因此比较混乱。艾荣泉在《民国时期的钱摊及钱钞》一文中介绍，当时流通使用的钱钞有四类：制钱、铜元、银元、钞票。每一类又有若干品种。

　　相比之下，纸币钞票算是最群众基础最薄弱的一类钱钞。因为最早发行钞票的银行，其中有些家原是跟南北军阀集团有一定联系的财阀、财团所经营，或受其操纵的，它们发行的钞票的实际价值就不能不受当时军阀混战的局势的影响，忽涨忽落，有的甚至会变成废低。在人们的心目中，认为钞票只不过是代表银元的，只要能随时兑换银元，并不拒绝使用。

　　有人做过统计，民国时期，自1911年至1949年的38年间，官方发行的纸币就达3000种以上，民国纸币的种类有军用票、关金券、金圆券、银元券、铜圆券、法币、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及各省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券等很多品种。鉴于钞票的实际价值涨落不定，人们谁也不愿久存，钞票一到手，就赶快买东西或兑换成硬币，更别说去储存它了。

　　比起如今世界上流通纸币的各种数字、盲点、水印、安全线等先进防伪技术，民国时期的钞票防伪只算得上是原始级别。

　　根据钱币研究专家的介绍，中国近代机制币的防伪方法，主要是翻铸法，如贵州省政府主席周西成主持造汽车银币时，其暗记就是在该币背图汽车下方的草丛中隐藏着“西成”二字。

　　而纸币，早期的防伪措施就是由银行负责人亲笔签字。后来因纸币发行量过大，签名也只得依靠印刷而成。有时也将钞票印刷与签名印刷分在两地进行，以防疏漏。据记载，1934年，由英商德纳罗公司承印中国银行天津一元、十元票两种，原拟抵津后再印签名，但在运输途中，全部一元票被身份不明之人抢走，抢钞者遂伪造了签名以冀混用，因墨色暗淡，字迹粗劣而被人识破。

　　除了签名之外，还有的防伪方式就是在钞票上加盖各种各样的印章，比如抬头章、骑缝章、钱名章、年号章、据名章等多种，或方或圆，镌刻精巧细腻，难以伪造。不同的印章，有不同的作用，所盖的位置也有着各自的规律，有的假票就是通过对地名章位置的比较发现破绽的。

　　民国时期流通货币使用混乱，又没有验钞机，要甄别真伪，靠的就是钱币知识和识别经验。像《中央日报》新闻中那位杂货店老板贾世泉一样的专门从事钱币兑换生意的钱摊主就成了钱币防伪专家。

　　据了解，民国之前，广州十三行自清朝开埠成为外贸旺地以来，一直常驻有钱币防伪专家，天天为有需要的商家提供验钞服务。

　　假币是洪水猛兽特殊时期却是对敌手段

　　无论是张出和还是金水洪，因为一念之差使用了假钞，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严惩。对待使用假钞者严厉如甚，那么制假者呢？历任政府都视之为洪水猛兽，列入严打之列。

　　民国期间广州曾发生一宗“谭氏兄弟假币案”，曾震惊省港两地。涉案者为广东新会谭氏六兄弟，老大倚仗一手仿画绝技，曾伪造香港汇丰银行10元小面额港币走上歧途。

　　尝到甜头后，1932年，谭老大聚拢本家兄弟，瞄准香港汇丰银行一百元面额的港币大钞，分工合作“做世界挣大钱”。几人结成一伙，以亲情为联络，包办一切，完全无须外界协助，所以造假一直都密不透风，只是偶尔需要他一个表弟担任一些跑外勤工作。就是这个表弟因为酬劳问题向广州宪兵司令部泄愤告密。当首批一千多张百元大钞完工，正准备联络下家之际，谭氏六兄弟被捕。

　　破案收缴印出的纸币相当精致逼真，无论从纸质化验或放大其颜色花纹，都难发现明显瑕疵。就连上面需要的银行负责人亲笔签名也被模仿得惟妙惟肖，难辨真假。破获的假币，转交香港汇丰银行鉴定，银行居然找不到漏洞。

　　谭氏等人伪造的港币面值共为16万元，可是宪兵司令部对外公开的数目仅为10万元。另外6万元被执行任务的警局探员和宪兵们私吞了。

　　对于这起重大的伪造港币案，香港总督电告广州英领事速向广州当局交涉，要求把全部涉案人员引渡到香港审判，遭到拒绝。当时主粤的陈济棠想把谭氏收为己用。谭家老大想，该案已公诸社会，陈济棠是不敢杀害他们的，如果替陈服务，将来难逃被杀人灭口的命运，且该案经法院审判，罪不至死，兴许将来还有出头之日，于是拒绝了陈的条件。

　　谭氏兄弟在宪兵司令部羁押了数月，便移交到广州地方检察处，不久即由检察官以伪造货币罪提起公诉。

　　谭家老大请了律师沈振中担当辩护人。沈在阅览证物时，发现所上缴的涉案假币，纸质恶劣，印刷模糊。显然，物证被“调包”，非谭氏兄弟所作的原物了。究竟谁把10万元可在市面通行无阻的“港币”换走，始终是个谜团。

　　虽然谭氏伪造港币未被使用就被收缴，未构成实质危害，但在港英政府的强压下，谭氏兄弟个个被重判，老大被处12年有期徒刑，其余兄弟都被判8年以上徒刑。未几，广州的报章刊登了一段新闻，说谭老大在广州看守所越狱未遂，又被加判两年逃狱罪。后来，日军入侵广州后，就无人再知他们的下落了。

　　制钱、铜元、银元是民国三大钱

　　制钱铜铸的圆形钱币，中间有个小方孔，是钱钞的最小单位。一千枚制钱串起来叫做一贯或一吊。辛亥革命后曾明令废止制钱，但一时没有足够的其他钱钞来代替，制钱仍作为辅币继续流通。

　　铜元又叫“铜板”，用红铜铸造，圆形无孔，是流通使用的主要辅币。铜元的大小厚薄依面值不等。制钱和铜元虽然只是零星小钱，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它是一种财富的实物形态。

　　银元是当时流通使用的主币。又称“洋钱”、“现洋”、“现大洋”。一枚银元重七钱二分，其中含银九成、铜一成。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禁止银元流通，但人们仍然把银元看成是财富的一般代表，把它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

　　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以战养战”，采取了伪造中国法币的手段，大量用于国统区，掠夺战略物资，破坏法币的流通和信用。

　　面对日伪大肆伪造、使用假币，国民党政府也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货币“暗战”。国民党委托美国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印刷厂对敌伪钞票进行仿制。1943年春，面额总数在几千万元的被称为“特券”的假伪钞开始在日伪沦陷区流通，一场流通领域的暗战正式打响。